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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929年关于西方现代艺术的一场战争(4)

      第二、是建国后一段时期内政治上的干涉。现代艺术在西方出现之后,就招致毁誉参半的评点,但是终究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对待。而这种问题一到中国,情形就大不一样,“资产阶级的”还是“无产阶级的”、“革命的”还是“反革命的”成为评断艺术的法宝轻而易举地运用,有的时候这论调竟然沦落到不顾公理的地步。

      徐悲鸿把写实主义作为自己的艺术坐标,并且引进了一整套学院式美术教育,为中国画改良方面的努力,冲击了乾嘉以来中国画坛陈陈相因的积习,由面对古人转向面对自然,由临摹转向写生,这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成就上来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      徐悲鸿一直居于中国美术教育界的高位,他的“独执偏见,一意孤行”,他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的偏狭认识和拒绝排斥,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和表现力,阻碍了美术的多元化发展。

      我们在肯定徐悲鸿成绩的同时,也不能回避他的不足与局限。当然,我们也不能求全责备,苟求于他。曾经为透纳辩护过的英国大批评家罗斯金,后来也不免错骂了惠斯勒,更何况对现代艺术抱有成见的徐悲鸿。

      这场关于西方现代艺术的争论,给当时的艺术家们带来了不少的兴奋。杨清磬在总结这场争论时谓它“于此沉寂冷酷无情之社会里,散漫而庞杂之艺坛上。忽而从‘冷火爆出个热栗子来’,实是艺术界大好现象。”

      正常的学术之争是绝不嫌多的。争论可以探讨出真理,可以促进学术的进步。无论徐悲鸿、徐志摩、李毅士三人的观点偏颇与否,他们对待学术问题严肃认真态度都值得尊重。这也是我们回顾这场论争应该得到的一个启示。

      1929年关于西方现代艺术的一场战争

      徐悲鸿 《读书》 88cm×66cm 画布油彩 约1920年代 徐悲鸿纪念馆藏

      文_颜廷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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